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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云峰：“糊涂。”
“淑梅姐太孝顺了，想在头七的时候给老太太烧纸，”杜云海接着说，“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咱家老宅子里驻守了很多日本兵，结果她……真是惨啊。”
杜云峰抬头听他说。
“她是爬出老宅子的，身上一件衣服都没有，后来被相识的人救起送家里来的，命保住了，可是人就疯疯癫癫的了。”
杜云海叹了口气，接着说：“我那时候在天津，也顾不上男女有别，给她治伤，你不知道，淑梅姐伤的有多重，日本人不是人啊！”
杜云峰不动声色的攥起了拳头，他怎么能不知道呢，这些年他不知道见了多少饶是他都会触目惊心的惨状。
“更糟糕的是，过了两个月，我发现她怀孕了，她疯疯癫癫到处乱跑，见到陌生男人就又打又咬，我正一筹莫展的时候，慕安哥哥来了消息，说上海的房子都安排好了，可以去那边躲躲，上海的租界大，知道慕安哥哥和你当兵的人少，自然就不会打家里人的主意，于是我们就搬去了上海。”
“后来有一天，慕安哥哥回来了，还抱着贺营长的骨灰。说起来也奇怪，淑梅姐见谁都怕，唯独不和慕安哥哥闹，她生孩子时候慕安哥哥去签字，大夫问他产妇受过严重的*殖外伤，大的和小的只能保一个，问他保哪个。”
“他会保大的。”杜云峰说。
“是，”杜云海叹了口气，“我本以为慕安哥哥肯定不想要个日本孽种，可是我后来听到慕安哥哥抱着淑梅姐说：本来我打算你生下来就养着的，谁的种不重要，杂种养大了也可以做个好人的，谁也不是胎带来的坏，可是没办法，我得先保你，家里人没剩谁了，你不能再出事了。”
“也就是说，他可怜她才娶了她。”杜云峰听出了端倪。
“我觉得有方面原因，”杜云海说，“淑梅姐成了周太太后，慕安哥哥每天陪着他，她经常夜里发疯，慕安哥哥整夜的搂着她，家里的日子太平了许多，淑梅姐虽然身体很不好，可是现在j-i,ng神好了很多，白天的时候认识人了，不打人咬人了。”
“他不爱她。”杜云峰斩钉截铁的说。
回首过去的三十年，他别的不了解，周澜心里喜欢男人还是喜欢女人，他是有发言权的。虽然可以硬着头皮干一些事情，可是那也是单纯的“干”，真正能让周澜动情的，一定是硬碰硬的雄性生物，不会是小鸟依人的可人儿。
毕竟，周澜不论多么有权有势，他心底里最渴望的是有个人保护他陪伴他，而不是像今天这样，自己独当一面的去保护别人。
想到这里，他的心里难过了一下，他的小慕安啊。
“爱不爱的我不知道，”杜云海面色为难的说，“可是慕安哥哥是个很专一的人啊，哥你不知道吗？”
杜云峰狠狠地挠了把头发，确实是。
当初他为了贺驷，坚决与自己断绝一切关系，眼下不是如出一撤吗？
1940年3月，国内政坛风云变幻，汪兆铭突然从越南绕道回国，不顾重庆政府的命令，宣布成立南京国民政府，仗着自己的党内元老身份，与重庆国民政府互相指责对方是伪政权。
一时间，政客们纷纷站队，明里暗里的效忠于自己的党派势力，日本人还在进攻，国内的达官贵人们却忙起了各自的打算。
杜云峰一介武夫，非常不愿意掺和到政治斗争中，可是人在江湖，哪能置身其外。
于是乎，杜军的门槛快被踩破了，各方势力都来探他的口风，问他立场。
西安那件事后，他是见识过政治斗争的残酷的，得罪了哪方他都是吃不了兜着走。
直到一天晚上，他接到一条军线电话。
“云峰，是我。”电话那头响起了熟悉的声音。
“司令！”杜云峰不自觉的打了个立正。
电话里张司令的声音有些软，没有了当年的意气风发，但是杜云峰还是一下子就听出来了。
“好好好，你也是将军了嘛！”那边故作轻松地说。
“我……我，司令您还好吗？”杜云峰问。
“我生活上还好，”张司令平静地说，“我今天打电话给你，是得到大人物允许的。”
“大人物”是谁，杜云峰心里雪亮。
“请将军明示。”
“好，那我也不绕圈子了，云峰，现在局势这么乱，你给我个说法，你站哪边。唉，你们校长真是多疑啊，非要让我给你打电话问问，他毕竟也是我的义兄，我姑且帮他问问吧。”
原来是蒋委员长借张将军的口来问他。
“卑职不敢隐瞒，”杜云峰隔着电话听筒，铿锵有力地回答，“卑职的立场很简单，谁抗日到底，我就跟着谁干，校长当初创立黄埔就是为了手握利器，抵御外辱，云峰不曾忘记初心。南京那边说的亲日共荣，和平建国政策云峰不懂，要是能和平建国，那我死去的那些兄弟将士们，还有我的家人，岂不是都白死了？我想不通。”
“好，好，好，”张司令那头连说了三声好，听声音也激动了，“我还怕你糊涂，因为西安的事情，记恨你们校长再转投了他人门下，现在我放心了，我没有看走眼，你是心怀家国大义的，我和委员长虽有龃龉，却都是为了国家独立完整，都是兄弟之间的矛盾，对待抵御外辱方面，我和委员长一样坚定，没有动摇过。”
“卑职明白。”
这时，只听电话那头的张司令声音小了下去，应该转头和另一边说话，“我就说，我不会看走眼的，杜云峰不是个软骨头，不是个心思容易动摇的人，你还非要我试他，何必……”
电话那头断线了。
张司令一直被蒋委员长软禁，杜云峰十分惦念，无奈他是一军之长，因为避嫌不得探望，今日说了几句话，心里稍微安慰了一些。
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掀起了政坛轩然大波，云诡波谲，处处是看不见的暗流与漩涡，连军心都跟着分神动摇了。
之前长沙会晤见到的那位张主任也数次来电，旁敲侧击的闲聊，实则要探个究竟。
杜云峰不是两面三刀的家伙，但是在政坛不稳的情况下，轻易表明立场也不是个明智之选，所以他一面虚与委蛇，一面暗中密报重庆那边最近谁联系了他，说了什么，算是对蒋校长有个交代。
转眼到了1940年秋，疟疾疫情在各方努力下，得到了有效控制，奎宁告罄，民间的草药土方法都用上了，街上的赈济点发放大锅熬的药汤，满城都是口苦的草药味儿，混合着大轰炸的□□味儿，成了这座古城的特殊味道。
杜云海作为医疗高级人才又被卫生委员会调往重庆，本来在夏季容易爆发的黄热病在秋老虎时节来袭，真是天灾人祸，防不胜防。
杜云海临走犹豫了好几天，最后还是决定告诉他哥一件事。
周澜在上海没闲着，尽管不喜欢抛头露面，但他也不是吃老本的人，这两年一直以食品行业为名，实则做着药品生意。
杜云海知道这件事，是因为他曾经作为代理人，从周澜这里进过一批消炎药品，周澜只问他这药要到哪里去，杜云海实话实说，从上海走到香港登陆，绕个圈运到陕北去。
周澜沉默了许久，点头同意，关于药品没有多说什么，倒是唯独叮嘱了杜云海几句——
“现在大风大浪，大家坐一条船没问题，但有一天潮水退了，这船该归谁，搞不好是要打出人命的。”
